凯丰资本配资闰土真实存在吗？从《故乡》看小说中的虚构与非虚构_鲁迅_老屋_作人

前阵子有个关于鲁迅的帖子很火，内容是鲁迅与闰土的“超绝售后”。网友纷纷感慨，时隔多年读到了初中课文的后续，感觉心里暖暖的。一代代读者，都曾经为《故乡》中“我”与闰土的结局惋惜过，但很多读者不知道，这个故事中的多个人物和情节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。那么，鲁迅的故事里，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？

网友讨论鲁迅与闰土的“超绝售后”。

这是我在讲《故乡》的最后一节课上，给学生抛出的问题。学生挠挠下巴开始和稀泥：

“那肯定有一些是真的……但不可能都是真的……”

还有学生马上开始质疑我：“老师，就算我们猜了，您也没处验证去啊！您也不知道我们猜得对不对啊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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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得意地说：“你还别说，我真知道，有个人写文章把鲁迅这点事儿都爆料出来了。这个人，就是鲁迅的亲弟弟——周作人。”周作人的“鲁迅三件套”《鲁迅的故家》《鲁迅的青年时代》和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，是我们了解鲁迅及其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。大家关于《故乡》的猜想，一定能从他这里找到答案。好啦，现在放心地猜吧：

回家卖房子的事情是真的吗？

小说中的人物闰土真实存在吗？

少年闰土真的送过“我”礼物吗？

我和闰土真的多年未见吗？

杨二嫂有人物原型吗？

宏儿和水生真的成为了好朋友吗？

……

本文是关于鲁迅的第三篇。阅读《故乡》，可能很少有人会特别执着于人物、情节的真实性问题。但在真实与创作、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的缝隙，我们往往能看到作家最隐秘的情感。

变卖老屋，是真的吗？

学生说：“应该是真的，因为鲁迅好像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也提过这事儿。”

的确，这件事是真的。据周作人回忆：“这篇小说的基干是从故乡搬家北来的这一件事，在一九一九年冬天，于十二月一日离北京，二十九日回京。”

其实在1919年1月，鲁迅就已经在给朋友许寿裳的信中提起此事：

明年，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，必须卖去，便拟挈眷居于北京，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。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，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。

短短两行字，我们也不难读出，鲁迅与族人、与绍兴关系的尴尬。“故乡”，是回不去的故乡。如果鲁迅去做心理咨询，“卖掉绍兴的老宅”这件事一定会被咨询师捕捉到，展开讨论。这件事不断出现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。

他在1921年写《故乡》时说：

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。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，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，交屋的期限，只在本年，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，永别了熟识的老屋，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，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。

在1926年创作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，他说：

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作百草园。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，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

也许在鲁迅的心里，远走他乡、多年北漂、辗转多地，都是他当下自然而然或者心甘情愿的主动选择。只有老房被卖这件事，是迫不得已的生活断舍离事件。他一定是有了一种“殉葬”体验，所以才在那么多文章中去写故乡——萧索的或神秘的，空旷的或自由的。最终，一件让人唏嘘的现实琐事被处理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事件。或许心理咨询师会从这些文章里得出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：鲁迅用创作来消化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创伤。

可以想见，此次回乡，鲁迅心里“本没有什么好心绪”，眼前所见也全是凄凉：

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。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，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。

这段环境描写在语文课堂上每每被翻来覆去地分析，风中的枯草的确是很精准地写出了老屋以及故乡的破败。不过周作人在印证“变卖老屋”事件的同时随口“爆料”，房上根本没有断茎：

家门口时的情形，看见“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”，这写是很好，但实际上南方屋瓦只是虚叠着，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，裂缝中容得野草生根，那边所有的是瓦松，到冬天都干萎了，不会像莎草类那么的有断茎矗立着的。

图：瓦松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学生上节课刚认认真真分析了环境描写对小说的作用，此时感觉自己被鲁迅欺骗了，但很快也就非常善解人意地替鲁迅辩解：“断茎确实比瓦松更能表现老屋的残破，也就让人想象到农村潦倒的光景。”周作人自己也说：“若是这里说望见瓦楞上倒着些干萎的瓦松，文字的效力便要差了不少了。”

在“变卖老屋”这一核心事件的基础上，鲁迅讲述了哪些人物的故事呢？

运水？闰土？

闰土真实存在吗？

学生学聪明了：“应该真有这么个人，但是细节肯定有出入。”

看了周作人的回忆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关于闰土的大多数信息，还真不是虚构的：

闰土的名字有来路：

他姓章，本名运水，因为八字上五行缺水，所以小名叫作“阿水”，书名加上一个运字，大概是取“运气”的意思，绍兴俗语闰运同音，所以小说上改写作“闰”，水也换作五行中的“土”了。

闰土与父亲的身份是真的：

运水的父亲名章福庆，一向在家中帮忙工作，他的本行是竹匠，家在杜浦村，那里是海边，一片都是沙地，种些瓜豆棉花之类，农忙时在乡间种地，家里遇过年或必要时他来做帮工。

闰土和鲁迅的关系是真的：

运水来了，大家不客气的都叫他阿水，因为他年纪小，他大概比鲁迅大两三岁，可能有十五六岁吧。鲁迅叫他阿水，他叫鲁迅“大阿官”，这两人当时就成了好朋友。那时鲁迅已在三味书屋上学，当然有了好些同窗朋友，但是不论是士人或商家出身，他们都是城里人，彼此只有泛泛的交情罢了。运水来自乡下海边，有他独特的新奇的环境，素朴的性格，鲁迅初次遇到，给与了他很深的印象，后来在文章上时常说到，正是很当然的了。

成年闰土的处境是真的：

到一九一九年冬末，鲁迅因为搬家北上，回到绍兴去，又会见了“闰土”，他发见了这二十几年的光阴带来了多少的变化！天灾，人祸，剥削，欺凌，使得当年教鲁迅捕鸟，讲海边故事的少年，一变而为衰老，阴沉，麻木，卑屈的人，虽然质朴诚实还是仍旧，这怎能使得《故乡》的作者不感到悲哀呢？那时候我不曾在场，但这情形细细写在那篇小说上，使我也一同感到他的悲哀。

这样来看，关于闰土的主要情节都是从现实生活中“抄”来的，只有名字稍稍做了调整。调整的方式也是鲁迅常用的，比如在文章中提到钱玄同，便起名为“金心异”。不过我个人倒是觉得，“运水”更像是海边的孩子，而“闰土”更有种“地之子”的味道。

这时，一个女生举手发言，她说：“中年闰土给人感觉是‘没有水分’的。”

请大家关注鲁迅在闰土身上使用的比喻：石像、木偶人、松树皮……这些比喻的共同点，就是都在强调“硬的”“干的”甚至“僵硬的”。继续深挖，是“没有灵魂的”“死的”。一个从海边长大的孩子，最终长成了一个干涸枯槁的大人。

“他只是摇头，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，却全然不动，仿佛石像一般。”我对学生说，皱纹是表情的痕迹，可这时候的闰土，已经只有皱纹，没有表情了。

这时有个学生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：“老师，他俩真的相隔那么多年才见面吗？”

其他同学开始琢磨：

“鲁迅一直在四处奔波，可能一直没回老家。或者即便回去，也不一定就能有时间见童年时的朋友，所以真有可能没见过。”

“但是闰土家很可能一直在绍兴，既然成年后能来见面，就说明一直有联系，见过也有可能。”

按照《故乡》中的说法，“我认识他时，也不过十多岁，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”。从“我”和闰土见面时的激动、无措、感伤来看，小说中的设定是二人多年未见。但根据周作人的回忆，他们初次见面是在1893年，这之后至少在1900年就又见过一次，而且周作人也在场。还写了日记：

“初六日，晴。下午同大哥及章水登应天塔，至第四级，罡风拂面，凛乎其不可留，遂回。”

“初七日，晴。下午至江桥，章水往陶二峰处测字，予同大哥往观之，皆谰语可发噱。”

“初六日，晴。下午同大哥及章水登应天塔，至第四级，罡风拂面，凛乎其不可留，遂回。”

“初七日，晴。下午至江桥，章水往陶二峰处测字，予同大哥往观之，皆谰语可发噱。”

周作人回忆道：所谓“谰语”至今还是清楚记得，测字人厉声的说，有什么“混沌乾坤，阴阳搭戤，勿可着鬼介来亨著”。末一句用国语意译或可云“别那么活见鬼”，似很严厉的训斥语。当时觉得测字人对顾客这种口气很是可笑，“闰土”听了却并不生气，只是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。事隔多年之后这才知道，那时他正在搞恋爱，虽然他已有了妻子，却同村里的一个寡妇要好，结果似乎终于成功，但是同妻子离婚，花了不少的钱，经济大受影响。这是“庆叔”在晚年才对鲁迅的母亲说出来的。那些谰语，鲁迅一直记着，“着鬼介来亨著”一语还常引用，但是那垂头丧气的印象似已逐渐忘记了。

这条记录真可谓是很劲爆的“爆料”了，原来闰土还有这样一段颇为戏剧化的感情纠葛。为什么在《故乡》中，鲁迅没有提到这次见面，更没有提到这次闰土算命的窘态呢？

这并不难理解。一方面，小说旨在揭露封建压迫与贫困对农民精神的摧残，突出童年“小英雄”与成年“木偶人”的强烈对比。强调“三十年未见”能最大化重逢时的隔膜感与沧桑感，中间见面会稀释这种时间累积的震撼效果。另一方面，舍弃闰土个人感情纠葛等戏剧性细节，集中塑造其被社会彻底压垮的麻木形象，使其更具普遍象征意义。算命窘态、恋爱风波等“杂音”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，冲淡悲剧氛围。

接着，我又追问了一个细节：少年闰土离别前送给“我”的礼物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？

“这肯定是假的！”全班几乎异口同声地说。

学生的猜测很有道理，这个礼物的设定实在太精妙。“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”，这份礼物分别属于大海和蓝天，加起来就是闰土的“世界”。那个世界对鲁迅来说充满新奇却可望而不可即。所以这个礼物是有“给你看看我的世界”的意思的。而相比之下，成年闰土送来的礼物就完全没有那么诗情画意了：

“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。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，请老爷……”

从羽毛贝壳到干青豆，我们看到一个少年在漫长日子里疲于讨生活的过程。但转念一想，闰土对迅哥的心意从没变过：穷困潦倒又在冬天，但依然给你“自家晒的”这点豆子。闰土没有浪漫的奇思妙想了，但这点豆子，依然是闰土从自己的世界里能倒腾出的，最好的东西。

这个设定显然具有强烈的诗化色彩，我相信它绝对是鲁迅虚构的。直到朋友给我发来这张图：

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。

这包贝壳和鸟毛是如何被小心保存的？中间有怎样的故事？也许写下来，又是一篇好的小说。

杨二嫂是被“捏”出来的？

“杨二嫂有人物原型吗？”

“应该没有原型吧，感觉杨二嫂是作者从很多普通人身上提炼概括，‘捏’出来的人。”

这个说法很有意思，我们来看看周作人的回顾：

豆腐西施的名称原是事出有因，杨二嫂这人当然只是小说化的人物。乡下人听故事看戏文，记住了貂蝉的名字，以为她一定是很“刁”的女人，所以用作骂人的名称，又不知从哪里听说古时有个西施，（绍兴戏里不记得出现过她，）便拿来形容美人，其实是爱美的人，因为这里边很有些讽刺的分子。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，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个名号，至于实在的人物已经不详，杨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，叫她顶替着这诨名而已。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，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，也含有衍太太的成分在内。

大家还记得衍太太吗？就是在《朝花夕拾》里那个怂恿鲁迅偷母亲首饰变卖，又散布流言蜚语说鲁迅偷东西的邻居。

学生的感受很准确，虽然杨二嫂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确切的原型，但她的言行举止却是鲁迅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，具有普遍性的特征。鲁迅写这个丑态百出的圆规似的人，目的是什么？我给学生看了两个观点：

【观点一】

鲁迅塑造的杨二嫂是一个自私、尖刻、贪婪、势利，爱搬弄是非的“圆规”，是庸俗小市民的典型。曾经稳坐柜台的店主已经由盛变衰，穷极潦倒，以至到达不知羞耻的地步。

【观点二】

这是真的农民！农民最关心张家长、李家短，最好数算别人的兴衰出入，倘若在事实上并不知道时，便自己凭空捏造，却又信以为真，愤愤之心常是有的，顺便拿东西，更是常事，所有这些地方，都是农民的真正面目，因为是真正面目，所以我不以为是侮辱……整篇文字，是在情绪里，对农民，是在悯怜着，对自己，却在虚无，而且伤感着。

——李长之《鲁迅批判》

在看第二个观点之前，学生会本能地厌恶杨二嫂这个丑角。但看了观点二，他们才突然意识到，也许作者并不这样想。实际上，闰土、杨二嫂，再加上迅哥儿一家的破落，就出现了三个点，一是农村阶层，一是小资产阶级（小业主）阶层，一是地主阶层，它们都发生了由盛到衰的变化。而这三个点，自然组合成一个社会的面，作者便是通过这三个不同阶层的家境变化，揭示了辛亥革命后二十年间中国农村衰败萧条，日趋破产的悲惨现象。当鲁迅写到一个安静美丽的女性变成“圆规”的时候，心里最想骂的肯定不是这个女性本身。

杨二嫂肖像画。

讲到这儿，我突然问学生：“如果你们三十年后回学校看我，我变成什么样，你们会觉得幻灭了？”

这话我问过上一届学生，当时班里一个胖小伙油腻又真诚地回答：“变丑了。”

眼前的学生沉默了一会儿，郑重地说：“变刻板了。”

宏儿与水生：不存在，也存在

小说中，“我”的侄子宏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成为好朋友，分别时还依依不舍。宏儿与水生真实存在吗？

一学生很笃定地说：“这肯定存在啊，不然编这么多他俩的事儿干啥呀！”

我不说话，直接上周作人“爆料”：

同行的人本文只说到了母亲与宏儿，这也自然是小说化的地方，事实上同走的连他自己一共七个人，其中两个小孩都是三弟妇的，长女末利才三岁，长子冲两岁，时在乡下病卒，次子还没名字，生后七个月，小说中便将他诗化了，成了八岁的宏儿，因为否则他就不能去与水生交朋友了。

也就是说，虽然家里有孩子，但都还是小宝宝。宏儿与水生的整条故事线，都是鲁迅虚构的。他为什么要虚构这条线呢？我们回顾一下与这二人相关的情节：

【片段一】宏儿没有见过我，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。

【片段二】他回过头去说，“水生，给老爷磕头。”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，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，只是黄瘦些，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。“这是第五个孩子，没有见过世面，躲躲闪闪……”

……闰土说着，又叫水生上来打拱，那孩子却害羞，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。

“他就是水生？第五个？都是生人，怕生也难怪的；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。”母亲说。

宏儿听得这话，便来招水生，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。

【片段三】宏儿和我靠着船窗，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，他忽然问道：

“大伯！我们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回来？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。”

“可是，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……”他睁着大的黑眼睛，痴痴的想。

《故乡》中的宏儿和水生显然是“我”与闰土的复刻版，二者的高度相似不只在于跨越阶层的纯真友情，还在于孩子之间形成的天然联盟。从上文的片段中不难看出，我自家的侄儿宏儿刚见到我的时候也是认生的，更不要说完全陌生的水生了。但两个陌生的孩子总能在一群大人中快速识别彼此，形成自己的小小联盟。当年闰土来“我”家时，也是如此：“他见人很怕羞，只是不怕我，没有旁人的时候，便和我说话，于是不到半日，我们便熟识了。”小时候，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把人分成“大人”和“孩子”两个阵营，而长大后，闰土“懂事”了，他对世人的分类方式变成了“老爷”和“下人”，所以才有了那声“老爷”。

鲁迅为什么要虚构出宏儿和水生呢？或者说，为什么虚构一对小朋友的友谊？细细读了文章最后一段，学生很快就能理解，宏儿和水生代表着新的未来、新的关系、新的路。

这时，有一个女生突然感叹了一句：“原来唯一的希望也是想象的啊，好虐……”

我马上安慰道：“宏儿与水生不存在，但某种程度上，其实也存在。”

此话怎讲呢？周作人曾交代过鲁迅与“闰土”后代的后续：

《故乡》作于一九二一年，发表在五月号的《新青年》上。不过三十年，中国解放终于成功了。鲁迅与“闰土”未及亲见解放成功，虽是遗憾，但是现在“闰土”的孙子已经长成，在绍兴的鲁迅纪念馆服务，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，这里值得报告一下的。

正如《故乡》结尾“我”所期待的那样，“我”和闰土的后代的确在新社会的天地间，平等地站在了一起。“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，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。”

对大多数读者来说，读小说的意义在于享受虚构带来的情感共鸣与心灵触动，而不必过于纠结故事背后的真实与否。但当我们把真实生活拿出来和小说对比来看时，就会发现，那些“变形”了的情节才是作者最费心思的地方，也是我们探寻作者曲折创作心路的捷径。如周作人自己所说：

《故乡》是一篇小说，读者自应去当作小说看，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事实。我们别一方面从里边举出事实来，一则可以看著者怎样使用材料，一则也略作说明，是一种注释的性质。还有一层，读者虽然不把小说当做事实，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，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，免得乱寻瞎找，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。

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，我们窥到了小说家鲁迅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、组织加工、提炼删改的过程。几段“爆料”读下来，有个学生对周作人颇为不满：“这老弟咋这么不给鲁迅面子，这不是拆台吗！”我笑着问，你听完这些爆料，会觉得“鲁迅真是个骗人精”吗？

学生摇了摇头说：“那倒不会，他那些虚构，都是有目的的。”

作者/彪老师

编辑/刘亚光